如果没有少年班，他们的职业之路又会怎样呢？

　　1978年10月，不到14岁的郭元林告别父母，踏上了开往合肥的列车。他的目的地是位于合肥市区的中国科技大学，作为中科大少年班第一届第二期学生，郭元林不可避免地戴上了外界赋予的“神童”光环，提前步入了大学生活。

　　9年后，来自湖南的李俊凌与来自黑龙江的王利锋相继考入中科大，成为87级少年班的校友，其时，他们入学所受到的关注程度已经远远不如郭元林们当时造成的轰动，虽然事后，人们评价87届的少年班学生是30年来最成功的几届之一，从这里走出了24名博士、13名硕士。然而两位当事者的回忆却证明，此时的少年班已经逐渐走下了神坛。

　　如今，创办整整30年的中科大少年班，毕业生已逾千人，其中91%的人考取了硕士。而在接受跟踪调查的前16届(1983-1998年毕业)学生当中，约有20%的人以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另有大批的毕业生则在IT、金融、制造、媒体等领域当中崭露头角。郭元林、李俊凌以及王利锋便属于这一批人。

　　郭元林，自动化控制专业毕业，之后在清华大学取得同专业硕士学位。现任紫光集团总裁。

　　李俊凌，工程热物理专业毕业，其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先后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中国雅虎副总裁，负责网站的运营。

　　王利锋，计算机系毕业，不到20岁便获得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系硕士学位。后来回国创办幸星公司，参与制作了包括《功夫之王》、《赤壁》在内的一系列影视特效。

　　在少年班创办30年的庆典活动上，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仍然在讨论着这样一种教育模式设立的目的何在。至今，争论始终没有一个结果。如果是为了造就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么30年过去了，少年班仍未成功。如果是希望成为中国科学家的预科班，那么80%的学生都未能走上他们的预定道路。就像郭元林、李俊凌与王利锋，用郭元林自己的话来讲，没有成为科学家的他们“属于少年班的堕落者”，当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如果没有少年班，他们的路又会怎样呢？

　　戴着红领巾的大学生

　　上个世纪早期，人们对于“神童”的界定是以智商为标准划分的——把智商达到或超过140定为“天才儿童”的临界线。然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专家们对于所谓“天才儿童”的定义逐渐演变成三点要求：智力中等偏上、实现对任务的承诺以及具备较高的创造性。对于这三点，郭元林认为当年考入少年班的自己可以达到。

　　“作为第一届少年班招生的对象，其实我在参加高考之前就已经被确定录取了。”处理完五六个文件，又接了七八通电话之后，时任紫光集团总裁的郭元林终于腾出空闲，慢慢回忆起30年前的往事。

　　“当时我还在上高一，因为参加数学竞赛获得了全省第二名而被华罗庚选中，提前进入大学。”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年少时经历文革，中学又面临插队下乡的风潮，对于尚未成年的郭元林来讲，能够上大学而不用插队，是一件简单且幸福的事。“头几届少年班的招生，名义上虽然也需要考生参加高考，但实际不论你考多少分，进入少年班这件事早在招生老师选中你的那一刻就决定了。”

　　郭元林的家在山西，与位于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相距甚远，中途要倒两次火车。但在郭元林的记忆里，当时父母仅仅是帮助不到14岁的他把行李送上火车之后就回家了。“根本不像现在的大学生入学，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陪着到学校报到。”郭元林说，当时一路同行的还有比他还要小两岁的张亚勤(现微软中国区总裁)，他们是在得知同时考上中科大少年班之后，相约结伴的。

　　于是从那一年开始，“戴着红领巾的大学生”出现了。郭元林和他的同学们在铺天盖地对第一期少年班报道的感召之下，“带着刻苦学习、报效祖国这样单纯而崇高的感情还有高涨的求知欲望与学习冲动”，穿梭在比他们大上四五岁甚至更多的人群当中。他们成了中科大的一道风景。

　　少年班成为人生捷径

　　然而短短几年过后，少年班的开创者们很快意识到，这种由老师亲自去各地将“早慧少年”招致麾下，而非经过系统选拔的模式并不可取。经过不断探索，到了1987年，少年班在当时大多数学生眼中已经成为较为聪明的孩子提前完成学业的一种途径。李俊凌和王利锋便在高中老师的推荐之下，提前参加高考，成为87级少年班的一员。

　　在中国雅虎位于北京大望路的办公室里，李俊凌表现出一种与实际年龄不符的“小顽童”似的有趣，眼神中永远带着笑意。他笑称，自己这种略带“顽皮”的性格常常造成同事们的困扰。不过说起少年班的经历，他刻意将那说得很普通，不愿表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李俊凌说，自己进入少年班之前，只是名很不起眼的中学生，爱学习也爱看电影。“课堂上讲的东西我都学完了，总不能老在学校里做别的事情影响其他人吧？所以我想少用几年来完成学业，恰巧有少年班的存在，于是我就去参加考试，并且考上了。就这么简单。”

　　如果说，在郭元林那个激情四溢的年代，少年班意味着可以提前完成学业报效祖国，那么到了李俊凌的时代，少年班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机会，一个为聪明孩子节省时间的机会。“因为少年班的存在，才使得我可以在同龄人还上大学的时候已经读完了博士，何乐而不为呢？”李俊凌说。

　　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与王利锋的交谈之中。“既然有人想早一点上大学，那么提供这样的机会给他们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没什么好争议的吧。”王利锋说，真正的神童在少年班里其实很少，大部分同学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绩的。“当然，每个人都很聪明、好强，但并不像外面传得那么夸张。”

教育方式的后续影响

　　因为获得了数学竞赛一等奖，郭元林在省里也是不大不小的“明星”，但当他真正进入少年班这样的团体之后才发现，周围的同学超过一半都是各自家乡的“公众人物”，这其中也不乏让郭元林十分敬佩的“神童”。“住在我隔壁宿舍的名叫姚进的同学，他是我始终都崇拜的对象。”一说起姚进，郭元林好像回到了那个喜欢躲在小屋里面摆弄无线电的年代，对这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同学，似有一种望尘莫及的感觉。“他总是在宿舍里为大家拉小提琴，学校的晚会上也都少不了他吟诗作赋。”郭元林说，面对这样的同龄人，他真的“很折服”。如今，这位78级的“才子”姚进，已经成为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的终身物理学家，长居美国。

　　对于这些平均年龄还不到14岁的大学生来讲，真正的大学生活是像陀螺一般，周而复始运转着的。早操、上课、吃饭、晚自习、按时就寝，偶尔看场电影调剂一下单调的生活，或者为某个学术定律，以“捍卫真理”的名义和同学争论一番。郭元林说，因为时代的原因，当时的生活“很难像现在的大学那样丰富”。但幸运的是，因为从小就喜欢研究电路，所以二年基础课程学完之后，他如愿选择了自动化控制专业(这种先进行基础教育，再进行专业教育的方法被沿用至今)，“这令我整个大学生活充满乐趣。”郭元林说。不过，像他这么顺利选择到合适专业的并非所有人。据说，在他的同学当中，有人先后换了4次专业，依然不满意。

　　美国心理学家特曼(L.M.Terman)做过的一项大型研究曾被广泛引用，他以智商为标准筛选并培养了1200名天才儿童，并持续关注他们的发展。50年后，通过对最终留有记录的800人调查发现，在他们中间大师级的科学家并不多，而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一组人，均具有坚强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人格品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述最为关键的两点也成为外界对少年班质疑的焦点。在智商与情商的选择中，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呢？用郭元林自己的话说，“情商”这个舶来品本就不适宜用来评判少年班的利弊，反而是这一段集中生活练就了他们的生存能力。

　　虽然否定外界对于少年班的某些诟病，但作为首届少年班的学生，郭元林并不回避把自己和同学们称为“试验品”。“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少年班在30年前都还不具备完全的条件来集中培养这样一批早慧的少年，但是——”郭元林补充道，“少年班所开创的一系列教育模式，对教育体制的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郭元林所提到的少年班的先进教育模式，现在看来仍然领先于国内大部分高校。这包括学分制改革、专业的自由选择以及前两年基础学科的统一教育。其中，扎实的基础教育让李俊凌至今都受益匪浅。

　　光荣与梦想并进

　　“美国的一位教育学家有个结论，我认为可能相对偏激一点，但放在这里也适用。他说，与其认为是大学教师在培养学生，不如说是同学之间互相的交流灌输了知识。”当回顾自己的过去，郭元林认为，集体生活对于人格塑造是尤为重要的。“尤其十五六岁是一个人的人格形成的最关键阶段。”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78级校友曾经的访谈当中。

　　“少年班学习的专业和知识，跟我后来的工作都相距甚远。但我所得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通过基础学科的学习所培养出的思考的技巧。”李俊凌说，他读研究生、转行、换专业乃至后来工作，少年班赋予他的“思考的技巧”一直是他认为“最了不起的事情”。“还有完全自由的学习空间，没有人会说你不能学这个或者不能学那个。”李俊凌说，“没人管”的学习状态可能是对当时少年班教育的最好诠释。“但这实际上正是它的高明之处。”

　　自认为从少年班收获颇丰的李俊凌回过头来，也对当年的弊病看得很清晰。“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少年班的教育当中的确缺乏一种对于生存方法的教育，科大对于这些孩子太过保护，没有给他们机会去看到社会真实的一面。”李俊凌认为，这个问题从少年班创立到今天一直都存在，“一个大学对孩子的教育，很大程度是为了他将来离开学校的时候，能够拥有一技之长，立即在社会上立足，甚至在未来成为某个领域的领袖。这一点美国的大学可以做到，在中国却成了整个教育系统的软肋，少年班也不能幸免。”李俊凌说，如何为孩子们创造一个面对社会的环境是今天的少年班应该更多关注的事情。

　　相比师兄郭元林以及同窗李俊凌，王利锋从少年班当中得到更多的是光荣和梦想。就像他在为少年班30年写就的《少年班三十年记》当中所述，这种光荣与梦想给了他无限的自信和力量。“不管有没有人质疑，能考上少年班就是一种光荣。”王利锋说。

　　神童们的职业生涯

　　每个从少年班走出来的人，多多少少都带有一点当年的印迹，比如取得相同成就的时候，他们会比别人年轻，又比如，他们往往带着高涨的学习热情，自信并且不服输。这也使得这个群体当中大多数人的发展轨迹都比一般人更顺利。

　　郭元林1983年毕业之后，顺利考入清华大学研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一段时间，于1988年加入到初创清华科技开发总公司的工作当中，逐步出任紫光集团的总经理乃至总裁一职。对于脱离学术工作之后的经历，郭元林称自己个人方面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以前上学的时候，自己年纪小，气势上常常比别人弱一大截，而现在，由于角色的改变，经常会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别人，这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缺点吧。”郭元林善于总结，更善于自我总结。

　　李俊凌则经历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三个拐点，走进了中国雅虎。“第一个拐点当然是中科大少年班的学习，它教会我如何去思考。”李俊凌说，每一个阶段，他都得到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技能，包括第二阶段在斯坦福大学学到了具体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后来在麦肯锡集团的工作让他第一次尝试着用商业的角度看世界。“简单来说，这是一个人智慧增长的过程。”他用自己擅长的逻辑性语言收尾。

　　作为中国雅虎网站部分的负责人，带着少年班独特思维方式的李俊凌时刻表现出他与一般IT人不一样的地方——感性、外向、凭直觉做事。正是这样的个性让他为中国雅虎的新媒体建设注入了不一般的血液。“一个天马行空的人”是他对自己最完美的定义。

　　在加拿大工作10年之后，王利锋回国创办了幸星公司，成为三人之中唯一一位创业者，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影视特效制作团队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动画行业的十几年浸染，使得他看到了这一领域在中国的巨大市场，决定回国发展。

　　“刚开始没有找到适合的发展道路，主要面对国内的客户，因此遇到了一些挫折。”谈起自己的创业经历，虽然有着骄人的教育背景，但王利锋不得不承认，这条路走得并非一帆风顺。

　　随着目标客户的调整以及经过北美和澳洲系统专业培训的核心人才的进入，王利锋的幸星公司从2005年发展至今，订单数量增长了10倍，客户中不乏迪斯尼(Disney)等国际知名数字娱乐公司。“今年我们的目标是订单数量再增长4倍，营业额达到千万美金。”少年班给他带来的自信深深烙印在他心中。

　　科大校友新创基金

　　2006年年底，以郭元林为首的中科大校友成立了“科大校友新创基金”。这项基金由校友捐赠，面向全体中科大师生，提供多项奖学金以及科研经费。郭元林说，这项基金开始至今，已经为学校作出不少贡献，而校友们的积极参与，也表现出这个团体所具有的高度凝聚力。

　　30年探索，争议依然没有停止。宁铂、干政与谢彦波似乎成了少年班永远无法忘记的历史。但郭元林在以往的采访中曾经说过，你怎么知道谢彦波不是陈景润？凭什么认定宁铂不能成为下一个李叔同？当别人要求他总结一下少年班30年成败时，他说，只要人生未到终局，成败就根本没有标准，没有个人的成败结论，少年班模式的总结自然无从谈起。而王利锋和李俊凌则表示，少年班并没有说一定要培养科学家，所以每个人的路都是自由选择的，出家也并不是失败的象征。虽然在外界看来少年班的光环早已褪去，但毫无疑问，仅就他们三人而言，少年班继续走下去是他们共同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