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探索、敢为人先、创新研究——自然科学基金的这些关键词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研定位有着不谋而合的相似。2006年，中国科大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144个面上项目、7个重点项目、5个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个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6600余万元科研经费驱动着这所国内率先瞄准“研究型大学”的高校，成为孕育青年人才与创新成果的母体。 

    科学基金：保证基础研究的高起点 

    “虽然比’863’、’973’这些国家层面的研究计划的经费额低很多，但科学基金在中国科大一直占有非常独特和重要的地位。”王东进副校长告诉记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探索性、非共识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同时又兼具基础性和前瞻性，某些甚至带有战略性，从这方面来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中国科大的科研定位——前沿与前瞻保持了一致。这些代表学科未来发展方向的前瞻性基础研究工作不会马上变为成果，更不会马上产生经济效益，目前我国只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这种研究工作。“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只有这些基础研究工作做好了，才有可能参与到’863’、’973’等大计划以及与企业的合作中，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成果，而通过自由探索、源头创新，也保证了学校基础研究的高起点。”王东进这样说。 

    中国科大是中国科学家的摇篮，将项目与人才一体化考虑的自然科学基金不仅支持项目，而且通过项目牵引培养了大批人才。“中国科技大学一年年成长，自然科学基金同样如此。从直接支持个人发展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到支持团队的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帮助我们解决了学校最基本的人才问题。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科大取得优异成绩的工作都是通过基金项目慢慢成长起来，最终形成强有力的亮点的，这种强有力的人才支持，营造了学校某些方面领先的学科方向。”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代表中国科大闻名国际的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里就有4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15位研究人员先后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衡量学术水准的起点 

    林飞平老师从学校科技处处长位置上退下来已经好几年了，但一直到现在，她仍然帮助学校进行科学基金的管理工作。这位老处长告诉记者：“学校每年都召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作会议，特别针对没有主持承担过基金项目的年轻同志，让有经验的老师作报告，教年轻人们如何培养敏锐的科研嗅觉，如何从繁杂的头绪中提炼科学问题，如何写申请书，让年轻人从在老师的指导下独立地思考问题，并通过申报国家基金提升他们做科研的能力”。王东进副校长认为，自然科学基金对年轻人的培养在于帮助他们完成角色的转变——从学生时代的跟踪式学习到现在的独立主导科研。“自然科学基金对一个人能够参加的项目数有严格限制(每人最多参加两项)，所以促使更多的人投身这种主导科研，让年轻人都有机会独立承担这种国家层面上公开竞争的项目，帮助年轻人培养高层次的研究能力。” 

    同样的科研经费，如果是自然科学基金，那就证明了你自己。 

    在中国科大，自然科学基金是一页无字的资格认证书，为了帮助年轻学者们拿到这页认证书，学校专门设立了校内的青年基金，支持那些有研究愿望、研究功底，但还没有拿到基金项目的年轻人。在日前召开的校长办公会上，中国科大将这笔起步支持从2万元提高到5万元，每年资助约20位申请人，唯一的考核目标就是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国科大对自然科学基金的重视，还体现在对一个人学术水准的评价中。在职称评定、评优过程中，是否拿到过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占有相当高的权重，学术驱动大于经费驱动。也许一个人承担很多项目，经费额比基金多很多，但衡量学术水准时更看重其是否承担基金项目，是否第一承担人。“大学科研的根本在于前沿和前瞻，不是让教员看什么项目钱多就去做什么，不能因经费多少而把大学科研的本质忘掉。”王东进这样解释。 

    专注于前沿与前瞻的科研，其重要标志就是高水平文章的诞生。2005年，中国科大共发表国际国内论文4408篇，其中SCI论文1499篇(全国第五)、EI论文1048篇(全国第八)、ISTP论文317篇，分别比2004年增长了29.1%、61.98%、57.71%。在部分学科SCI论文高产机构排名中，该校物理(460篇)、天文(25篇)均居全国第三，化学(513篇)居全国第四，地学(67篇)居全国第七。2005年该校国际论文被引用篇数2061篇，被引用次数5633次，均排名全国第四位。 

    管理的“导”与“不导” 

    当记者问及学校对于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思路，和学校的导向时，王东进副校长笑着说，学校对面上项目没有任何规划、任何假定、任何组织，也不作任何限制。 

    他介绍说，基础研究领域难有计划、难以预测它，提倡的是研究人员本人潜心研究的个人感悟，强调个人素质和对学科的领悟，由个人提出计划研究，而不是人云亦云，这是基础研究非常重要的基本特征，也是自然科学基金提倡“自由探索”的依据。要独创不要跟踪，只认第一不认第二，因此，学校对面上项目的申请没有任何规划、任何假定、任何组织，也不作任何限制，管理部门只提供帮助，不提供任何引导，其工作主要在于营造环境提供条件。 

    “但科学研究还有第二个层面。”王东进说：“对某一客观事物，很多人从不同侧面进行了广泛研究、发散地自由探索后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研究热点，然后在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进行重点、重大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这时候，我们管理层就会作相应的导向了。”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科大不仅做了，而且作为主体来做，发挥领衔科学家的作用，承担全国范围里的联合协调工作，做好后勤保障，把研究工作交给科学家去做。 

    “自由探索是个人行为，一个教授带着学生，团队不大但有充分的自由，这是探索阶段需要的环境。但我们国家也需要组成各种团队去做大事，这时要解决的问题就不是自由探索性的，而是多学科捏成拳头形成合力，瞄准科学前沿和国家需求，同时把基础研究成果转入高技术领域，最终变成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产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也是基础研究的最终目的——在满足好奇心之外更多地帮助人们的生活。” 

    培养战略科学家 

    国家教育部2004年11月15日发布的《高等学校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关于人才培养有这么一段：加强战略科学家培养。重点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战略眼光、能够把握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具有卓越领导才能，善于组织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和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具有崇高道德风尚和人格魅力，能够团结大批科技人才共同奋斗的战略科学家。自此，“战略科学家”一词开始频繁出现，而中国科大，已经摸索了好几年。 

    “科研进入第二个层面，形成团队后就有了层次，有了一二三的序列，这时就得有领衔科学家。团队如何组成，如何发展集体效力，如何让N加起来大于N，不让其产生内耗，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战略科学家。”王东进说。 

    记者了解到，中国科大目前正在制订一个详细的计划，培养自己的战略科学家。“战略科学家的要求很高，既要有厚实的科研功底，又要有非常强有力的行政领导能力，还要有非常好的个人魅力，同时具备这三种能力的科学家并不多。” 

    为了培养出这样的战略科学家，中国科大科研管理部门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创造条件，让其顺利成长。在不久前召开的校长办公会上，大家讨论了如何保证战略科学家的成长，考虑给其行政权力，对人对物的支配权。除了行政权，在其组成团队时给予选择权，让其在团队里有绝对的管理权力。还有就是树立学术权威，通过学术委员会帮助他们，支撑其工作，形成比较高的学术权威。 

    在中国科大，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战略岗”，先后获得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43位青年就在其中。学校对他们不进行简单的日常考核，而只进行宏观考核，让其放开手脚大胆提出问题，引导其做战略科学家。在这些战略科学家预备队中，其学术能力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在自然科学基金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水准。 

    在去中国科大采访前，记者手头有一份“十五”期间全国科研机构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批准率的排名，中国科大的面上项目批准率接近30%，在全国高校排名第8；今年则达到36%。王东进副校长认为不宜过分看重这个指标，“科学基金的迷人之处，在于它给了所有年轻人一个平等、公平的项目申报渠道，如果过分强调批准率，先内部审掉一些项目，以降低分母的方式提高批准率，无疑是摧残了年轻人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科学精神。”记者了解到，中国科大每年都花很多精力鼓励年轻学者尽力申请，学校不但不作任何限制，反而连项目申报费用都全额报销，还不能不说是全方位地支持。 

   
                        《科学时报》 2006-11-29 A5  作者：保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