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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新中国自己创建的一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明年9月20日，将是该校建校50周年。从前年下半年开始，该校就启动了校庆筹备程序，并组织老师、同学、海内外校友、离退休老同志等开展了“科大精神”大讨论。近日，本报记者就此对该校党委书记郭传杰教授进行了采访——
被采访人：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
采访人：本报记者 仇方迎
“科大现象”的标识性特征
记：在科大精神大讨论中，你校有的教授用了“科大现象”这个词。你认为真的存在“科大现象”吗？
郭：大凡能称为“某某现象”的，总得具备客观性、典型性、标识性的特征。仔细考察，科大发展史上的确存在与众不同的现象。譬如：
现象之一，建校不久即跻身国内一流，且历久不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第二年就在全国16所重点大学中排行第四位。在北京办了12年后，在特殊年代南迁到了合肥。按一般思维，科大肯定风光不再，要步入二流、三流队伍了。但她不仅没有沉沦，反而在科学的春天里大放异彩。进入新世纪后，再以奇峰秀色饮誉我国高校之林。
现象之二，毕业生成才率高。从1963年有首届毕业生算起，科大培养的本科毕业生大约3.3万人。在这个规模不大的队伍中，涌现了一大批科技成功人士。如34位两院院士（如果算上毕业的研究生，共约5万人，有院士40人），比例高达千分之一。还有一批知名的科技企业家，如邓中翰、张亚勤、杨元庆、刘庆峰等；还有活跃在国防科技战线上的多位将军。堪称“科技英才的摇篮”。
现象之三，投入不多，但原创性科技成果不断。办学经费相比当今国内许多高校，都比较寒碜，至今也没有宏大、气派的校园建筑。不过说到科研产出就是另一回事了。近年来在全国十大科技进展中，唯有科大连续四年榜上有名。其中，量子调控方向的工作连续几年被国际物理学界评为年度重大成果。现在，教授、学生们每年都有不少篇高档次文章发表。去年，有人在《新华文摘》载文评价说，该校“近几年来基础研究成果和杰出研究人才忽如火山爆发，喷涌不止，源源不断。……该校一流人才和一流成果显示出的群聚效应，值得认真总结、推广。”
文化是大学的灵魂
记：听说您从文化角度对科大现象做过一些分析和思考，是吗？
郭：是的。任何特殊现象的背后，总有深刻的因素在起作用。要想寻找这些现象的本质原因，可从不同视角去分析、思考。我以为，文化视角的考察，对大学来讲，似乎是更合适、更本质一些，这是因为文化是大学的灵魂。
记：那么，您是怎么理解大学文化的？
郭：有人认为，要丰富大学的文化，必须多一些琴棋书画、歌舞陶艺。因此，一所大学，要建博物馆、工艺馆，多办舞会或书画展览等。这种意见没错，理工科学校尤其要注重这方面建设。但是，我认为，仅有这些还不能说大学就“有文化”了。大学的文化建构，不能到这个层面止住，更重要的是学校的精神、理念、气质，共同的价值取向。
大学文化也是一种组织文化，它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表观层面称为器物层，它是文化的物化表现形式。比如，科大的老校门，许多校友都十分惦念。为什么？虽然外表上、物质组成上，与别的大门没有大的差别，但它的一砖一木，以及那棵常青的古藤，守望着科大南迁后的变化，浸润着科大人的深深情怀。它蕴育独特的风韵、风格，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寄托，已经有“魂”了。
中间层面就是制度层，有人把它又细分为两层：制度和行为层。比如，规范，制度，章程；又比如，学生的言谈举止，穿衣戴帽，对考试的态度，交往的方式，都体现着大学文化的一些共同点。
文化最核心层面的内涵，是基本理念和价值观，也叫精神文化。它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渗透、浸润到一切方面。可以说，器物层、制度层是精神文化的符号或载体，而精神文化集中体现着器物和制度文化的精髓，反映现象的本质属性。我所说的“文化思考”，指的就是精神理念这个核心层面的文化。
五条线绘出科大文化图谱
记：究竟是哪些文化元素决定着科大现象呢？
郭：深层文化就像空气，它无形无定，看不见、抓不着。不过，从一些事情和故事中你能感觉得到它的存在。文化就由这些故事编织而成。为了梳理科大历史，认知科大文化，我找来了历年的全部校刊。从《创刊号》开始，一期不落地浏览。我发现，故事很多，它们像一颗颗珍珠，亮闪闪的。如果用五条线把这些珠子串起来，就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科大文化图谱。
记：有意思！第一条线是什么？
郭：叫“强国情结”。科大是新中国自己创办的一所一流大学，创建时赋予她的使命就是为国家强盛培育科技英才。几十年走来，人们有个共识：科大与国家的发展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国家发展兴旺，需求强烈的时期，科大的发展就健康、起劲；国家为难的时候，科大也遭难。
1963年，科大有了第一届毕业生。兼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副总理亲自到校讲话。他以特有的风格讲道，我是搞外交的，你们是搞科学的。外交和科学是两个行当，你们是我的后台。但是我的这个后台底气还不硬。虽然我是外长，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可人家不把我当回事！如果我们手上有了原子弹、卫星，如果你们为国家造出了这些东西，我就不怕它们了！科大的学子们，听到陈帅如此急切地期盼和硬朗的要求，能不热血沸腾，忘我学习和工作吗？
你看，科大的创建者不是开国元勋，就是科学大师！他们想建的不是一个普通大学，而是对强国使命的承诺，是他们强国情结的寄托。就是他们，把这种精神浇铸到科大的筋骨中了，生生不息，成为文化的要素之一。文化一旦形成，对学校的发展有着强烈的影响。大象无形，润物无声，它以柔性的力量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或许你会说那是个特殊年代。可后来，科大人出国多，还有什么国家情结呢？其实，出国不等于不爱国，爱国与是否出国并无直接的逻辑关联。邓中翰是上世纪80年代从科大毕业后去美国加州伯克利留学的。去年，在当选全国十大经济人物、接受电视采访时说，他在美国那么些年，想的就是怎样为自己的国家更强大些多做点事情。他说这种想法，就源于在国内受教育时得到的熏陶。
任何个人或组织，如果把其自身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民族的目标联到一起，融于其中，这种具有使命感的动力肯定是持久的、强大的。强国，这是科大和科大人自强不息的动力之源。
记：第二条线呢？
郭：第二条叫“创新精神”。科大成立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赞成立科大是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重大创举。今天，科大人有句口头语，叫“我创新，故我在”。为什么？因为科大的目标是一流，是卓越。只有创新，才能做到一流、卓越。科大生来的使命、存在的价值就是创新。可以说，创新的精神，在科大的发展历程中，是全面渗透、一以贯之的，它体现在多个层面，特别是在办学的方针、理念这些根本问题上。这可以从两个办校方针看出来。
一个方针叫“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我们不妨重温一下当年科大的部分首任系主任的名单：赵忠尧、钱学森、郭永怀、吴仲华、施汝为、华罗庚、赵九章、贝时璋、杨承宗………你听听这些名字！他们当时都是科学院相应研究所的所长。“所系结合”这个方针体现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之间密切结合的思想，符合人才培养及研究型大学的内在发展规律。这在当时强调教育与科研分家的大背景下，是创新的“反潮流”之举。
另一个方针叫“质量优异、特色鲜明，规模适度、结构合理”。虽然这个方针的正式文字表述是近年逐步定形的，但是，这个理念、思路，建校伊始就已有之。几十年来，无论哪届院党组，不管哪任校领导，都坚持这一精品的办校理念和英才的培养目标。这在科大早已形成上下共识，成为一种文化自觉。
在具体教学、科研工作中，创新精神的体现更是不胜枚举。在推行理、工分家的上世纪50年代，科大校训明确提出“理实交融”，加强学科交叉。1978年，首创少年班和全国第一个研究生院。1981年，就开始了“大学生研究计划”，支持学生走进实验室。在科学研究中，鼓励原创，开拓新路，更是科大的特点和强项。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创新思想、人才、成果诞生于中国科大的校园呢？这里就有文化的作用，师生们说，这里是大人物的天地，也给小人物和新人以广阔的创造空间。在学术上有充分的自由度和多元性，不囿于一个模式。这种土壤、气候，正是追求卓越，不为二流，追求创新，拒绝平庸所需要的。
记：第三条线是……
郭：叫“自强品格”。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一个一流的大学，一定有自己的校格。这是一种内禀的气节，一种骨气。应该说，科大在婴幼时期是幸运的，既有国家层面的关爱，又有中科院的全力支持。然而刚入10岁少年时，就遭遇了难以想象的艰苦办学条件。然而，就在那种环境下，科大人也从不言败，永不消沉！待到科学的春天来到之后，这只“不死鸟”立刻展翅起飞，以一系列创新之举，赢得了国人的尊重和赞誉。
实际上，不向任何艰难困苦低头，挑战命运，自强自励，生生不息的文化，就是这一奥秘的核心所在。这种文化精神已经渗入科大人生命的深处，成为一种素质，一种活生生的生存与发展方式。这种气节、校格，是怎样形成的呢？我想，根本的有两条：一是源于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二是源于自身的艰苦历练。一个没有强烈使命感作精神支柱的组织或个人，是经不起重压的；一个没有经过艰苦磨难的组织或个人，也难以培植起自强不息的凛然大气。
记：还有两条线……
郭：第四条线叫“民主传统”。科大的民主传统，一是表现在行政管理方面。不惟“上”是科大文化的一大亮色。当领导的也不会把自己当个“官”。领导和群众，人格平等。每年的教代会，可谓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代表当面质疑或批评，校领导或相关部门即时答询。意见提得对的，立马儿接受，并提出改进措施；需要解释的，也不含含糊糊，而是据实说明。气氛时而激烈，时而平和，有时也爆出一阵笑声和掌声。
二是表现在学术气氛上。在科大，从学生到教授、院士，都平等地发表学术见解。你提的意见再尖锐，只要有真理的元素，就会受到重视。作为老师，最愿听到的是有学生对自己说：“老师，你错了！”当年，哥廷根大学年仅20岁的大二学生海森堡直面诺贝尔奖得主玻尔，因提出挑战性问题而受到青睐，从而决定了海森堡一生的学术生涯，使他后来也成为科学伟人。这样的典故在科大校园是很受尊崇的。
第五条线叫“务实作风”。科大纯朴、求实的作风贯穿着不同时期，表现在各个方面，已成为科大的特色。在生活中，朴实无华；在学习上，勤奋刻苦；在工作上，务实稳健；在思维方式上，理性客观；校园风物方面，也是一片淡雅自然景象。
科大与科学院共一种文化基因
记：看来，科大的确有很好的文化底蕴。但我有个问题：文化的形成是需要时日的。但科大到明年才50年，怎么就能形成这样优秀深厚的文化呢？
郭：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内行、很好。文化的培养是个温火慢炖的过程，欲速不达，不会一蹴而就。这是规律。文化上没有暴发户。
不过，文化又是有根、有源，能够遗传的。科大历史不够长，但它的文化源头来自于它的母体———中国科学院。科学院的文化特质是什么呢？就是16个字：“科学、民主，爱国、奉献”传统和“唯实、求真，协力、创新”的院风。它们体现了中科院这个组织的精神品格和共同价值追求。
比较一下科大文化与科学院文化，不难发现，本质特性非常相似。形成这种现象的本源，就在于科学院是科大的母体，科大的创建者与科学院这个组织及科学院文化的创建者是同样一批人物！就是说，共一种文化基因！心理学中有个词叫“原生家庭”。一个人骨子里的元素，往往带有我们出生成长的那个家的“胎记”。当然，即使是母体同源，但毕竟组织的使命不同，空间、时间环境不同，因此，科大在几十年的发展中，也逐步积淀了自己的文化个性。正如科学院的近百个研究所，既体现着科学院的总体文化，又呈现着自己的文化特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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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诞生于国家重大而迫切的战略需求之中。上世纪50年代，国家制定并实施十二年科技规划，提出“四大紧急措施”，开始研制“两弹一星”。时任力学所所长的钱学森等科学家于1958年4月提出建议，科学院党组5月9日向中央递出报告，建议依托科学院研究所，创办一所新型大学，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周恩来、聂荣臻的支持下，6月2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成立这所大学”。9月20日举行开学典礼，聂荣臻元帅代表中央致词祝贺。
《科技日报》2007-10-30 |
